薛雪不僅能療疑難雜病，他主要善於治療瘟疫濕熱之病。在《隨園詩話》裡載有一事：袁枚家有一廚子染瘟疫將入殮，薛雪恰巧經過。他診斷之後判斷廚子仍可救，就從身上拿出一顆藥丸，和菖蒲汁調勻灌服，並說在雞鳴時廚子能甦醒，果然依言甦醒。又載一事：廚子張慶熱渴發狂，吃雪水欲解熱渴，飲雪水後腸痛欲裂，薛雪施用刮痧法治癒他。
薛氏著作有《濕熱條辨》和《醫經原旨》6捲等。唐大烈《吳醫匯講》則錄其《日講雜記》八則，闡述醫理及用藥；另有《膏丸檔子》（專刊稿）、《傷科方》、《薛一瓢瘧論》（抄本）等，亦傳為薛氏著作。 《薛生白醫案》、《掃葉莊醫案》則係後人所編。
清代醫家薛雪著有《濕熱病篇》，又名《濕熱條辨》，大體上是對照葉桂的《溫熱病篇》所作的專文。對應於溫熱偏於專論熱病，濕熱條辨則專論外感濕證。濕熱一證最早見於《難經》“濕溫”，張仲景《傷寒雜病論》痙濕暍文中散有不少論治內容，只是原文在宋代重新整理刊印時，錯簡脫落已多，所以後世醫家每有不能讀到張仲景完整論述，而覺得感慨。外感病挾濕的症狀，在宋以後論述者，當以王好古為第一家；他提出寒濕由口鼻而入直走三焦，造成三陰證。這種三焦病位病機傳變的思想明末吳又可《瘟疫論》繼之，清初喻昌又加以發揚，應葉桂、薛雪及吳鞠通後，遂形成溫病特有的學說。
薛雪濕熱三焦的論述，大體不出上述諸家濕證論治的格局之外，只是王好古論陰證多，薛雪突出的是熱證，兩者有別；其用藥也有別出心裁之處。但是論濕不能出太陰之外，濕熱到極致出現的譫語、手足痙厥、神昏等症，仍然不出陽明手足厥陰的論述。
在《濕熱條辨》裡，薛氏覺得濕熱病有別於傷寒與和溫病，三者不但性質不同，傳變也各異，辨證的體系更應不同。在《濕熱條辨》的第一條和第十一條是理解整篇的關鍵。他認為“風寒必自表入，故屬太陽”；“溫病乃少陰太陽同病”；而濕熱證則主要屬“陽明太陰同病”。所以他在《條辨》裡就說“濕熱之邪，從表傷者十之一二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；陽明為水穀之海，太陰為濕土之臟。故多陽明太陰受病。”此處表明濕熱病的內因多由脾胃內傷、濕邪內蘊，复感外邪相合為病。薛氏認為濕熱病的輕重跟脾胃的盛衰有很大的關係。他說：“若濕熱之證不挾內傷，中氣實者，其病必微，或先因於濕，再因飢勞而病者，亦屬內傷挾濕，標本同病，然勞倦傷脾為不足，濕飲停聚為有餘”。此可以證明單純的外感而脾胃盛者，發病即輕，若外感加脾胃衰弱者，發病必重。
薛氏在說明濕熱病的病因病機時，又將濕和熱加以區分開來，“濕熱兩分，其病輕而緩；濕熱而合，其病重而速”。 “濕多熱少，則蒙上流下” ；“濕熱俱多，則下閉上壅，而三焦俱困矣，猶之傷寒門二陽合病、三陽合病也。蓋太陰濕化，三焦火化，有濕無熱，上能蒙蔽清陽，或阻於上，或阻於中，或阻於下。若濕熱一合，則身中少火悉化為壯火，而三焦相火有不起而虐者哉。”這可充分的說明濕未跟熱合時或所挾熱勢不強，其病就會比較輕緩。假如濕熱合邪，少火鬱而變壯火，則病來勢兇兇而險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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